序論：好文章的創(chuàng)作是一個不斷探索和完善的過程，我們?yōu)槟扑]十篇中國近現代史論文范例，希望它們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閱讀品質，帶來更深刻的閱讀感受。

篇（1）

《中國近現代史綱要》（以下簡稱《綱要》）自2007年開設以來，各高校對其教學模式進行了積極探索，提出了許多教學模式。目前世界和中國都發(fā)生著巨大變化，為了更好地適應這一變化，對這些教學模式進行總結，探索未來努力的方向，顯得非常必要。

一、各種教學模式的探索

（一）教學組專題教學模式

北京大學采取的是這種教學模式，首先將《綱要》的教學內容依據教學大綱和教材要求，設置成教學專題。每個教師承擔自己最熟悉的3至5個專題。除了課堂專題講授，還開展了其他的教學環(huán)節(jié)，豐富教學內容，活躍教學方式。學生成績主要由平時考勤、期中論文和期末開卷考試構成。這種模式教學風格多樣，增強了課堂的吸引力，同時減輕了教師的教學負擔，達到教學、科研的統一。

（二）“MSD教學模式”

這種模式是指以現代化為課程主線，采用基礎課專題化的方式，發(fā)揮“綱要”多樣化教學的群集優(yōu)勢這是以現代化為主線構建中國近現代史的教學模式，表明了教師的學術傾向，即認同“現代化范式”。

（三）專題式講授、學生參與式教學、案例教學與實踐教學相結合的教學模式

專題式講授是把內容分成若干專題由教師講授；參與式教學是采取多種教學形式能夠激發(fā)學生的學習積極性。案例教學，就是通過對典型事例加以分析、講解、討論，引導學生運用所學的理論去指導實踐。實踐教學就是借助參觀探訪各種紅色革命資源引導學生由抽象走向感性。

（四）互動式教學模式

互動式教學模式是指教師根據教材內容設計多種活動，系統地利用教學中動態(tài)因素之間的互助，促進師生之間、學生之間的合作，以達到教學目標，提高教學效率的一種教學模式。綱要課互動式教學模式以教師的“先動”為基礎，以學生的“主動”為關鍵，以教師和學生之間的“互動”為重要環(huán)節(jié)?；邮浇虒W對于改變大學“綱要”課堂單一、沉默的狀態(tài)，提高教學效果有重要的作用。

（五）研究型教學模式

這種模式要想法設法讓學生主動參與教學過程，通過以研討的方式學習中國近現代史的基本史實和理論，學會用史學觀去理解、分析歷史和現實問題，并形成對中國近現代史的正確認識。包括以專題講授構建研究型教學內容、實施教學相長、雙向交流的研究型教學方法、改革傳統考核方式。

（六）“整合式”教學模式

這種教學模式以建構主義學習理論為基礎，將知識教育與思想政治教育整合為完整的教學過程，將教師指導與學生自主學習整合為完整的教學過程，將課堂教學與社會實踐活動整合為完整的教學過程。

（七）八環(huán)立體教學模式

中國近現代史綱要課是以歷史教育的形式承載思想政治理論課的教育功能，由講、聽、看、讀、做、談、走、寫八個環(huán)節(jié)相結合，形成立體教學模式，該模式突出學生的主體地位，增強了綱要課育人的效果，提高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實效性。

（八）“1+1+5”教學模式

這一模式包括：走出一個誤區(qū)——對這門課的特殊性質和功能的認識誤區(qū)，體現一個原則——“學馬列要精、要管用”的原則，創(chuàng)新五種教學方法，采用體驗式教學法、史論結合教學法、歷史人物教學法、影視教學法、情理交融教學法相結合。

（九）立體化教學模式

這種模式是在《綱要》的教學中建立以課堂教學為中心，自主性學習、實踐性學習、創(chuàng)新性學習“三位一體”的立體教學模式。自主性學習是指學生在教師的指導下依托圖書館和網絡對自己感興趣的課題深化學習的過程；實踐性學習是指以“歷史劇”為基礎，以紅色資源為依托，結合校內校外的資源延伸學習的過程；創(chuàng)新性學習是師生之間和學生相互問交流探討，探索新問題，形成新觀點。

（十）“劇情式”教學模式

這種模式是將戲劇情節(jié)運用于教學中，使教學活動產生戲劇效果，從而提高教學質量的一種模式。即通過結合本土歷史文化教學，穿插名人名言、家世、典故，插播電教短片，講解時事，開展課堂討論等教學興奮點，形成“劇情”，使學生感受到聽課的樂趣，在快樂中學習，在學習中獲得快樂，在快樂中獲得了思想升華。“劇情式”教學模式要求專題教學，每個專題一次課，如同戲劇上、下集，其內容邏輯完整、前后連貫。

（十一）開放式教學模式

開放式教學主要包括以下三個方面的內容：把課堂開放給學生，使學生充分參與教學過程；把課外開放給學生，使學生的疑惑及時得到解答；把考試開放給學生，使學生不再為分數而死記硬背。

（十二）“設問一探求一反思一創(chuàng)新”四位一體教學模式

這種教學模式，是通過創(chuàng)設問題情境，啟發(fā)學生思維，引導學生探究，在教師的“導”與學生的“探”的有機結合中，完成教學任務，使學生對歷史有所感悟、思想有所升華，以培養(yǎng)學生的歷史思維能力和創(chuàng)新能力為終極目標的教學活動形式。

（十三）體驗教學模式

這種模式要求教師結合“中國近現代史綱要”學科的特點，從課程教學的整體目標出發(fā)，充分挖掘教材中的情感因素，以豐富多彩的教學方法和教學實踐使學生全方位的觸摸歷史，接受精神文化的熏陶，實現知識與認識的內化。包括以情動情的課堂教學體驗模式、在歷史中體驗歷史的實踐教學體驗模式和充分利用多媒體技術增強教學效果。

（十四）“因材施教”教學模式

這種模式是在教學過程中，教師根據不同院系不同專業(yè)的學生群體特點，采取多種形式，調動所有學生的積極性，共同探討、研究、回答并解決時代、社會、人生中不斷碰到的難點、熱點問題。課堂教學實行個性化教學，課外注重加強實踐環(huán)節(jié)，實行課內課外兩個課堂相結合。

二、對中國近現代史綱要教學模式探索的思考

（一）關于專題式教學模式

根據調查，現在多數高校采用專題式教學模式。

專題式教學模式又有兩種形式：一是專家專題型，即每個教師主講最擅長的幾部分，幾個老師輪流授課；二是內容專題型，即把內容轉化為若干專題，有一位老師通講。這種模式有利有弊。優(yōu)點在于這種教學模式解決了課時少與教材內容多的矛盾，突破了教材原有的章節(jié)結構，具有靈活性和針對性，教師可以有限的課時內完成教學任務；突出了教學重點，主題明確，注重宏觀把握和多維度分析，可以及時追蹤學術前沿，培養(yǎng)學生多維度分析問題的能力。

弊端也是顯而易見的。一是課程的前后聯系疏離，有脫節(jié)的危險。二是高估了大學生歷史知識水平，不利于教學目的的實現，弱化了教書育人的作用。高校實施專題教學模式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為了減輕教師教學負擔，以便讓教師有更多時間搞科研，但這樣做付出的代價卻是，本來就少得可憐的師生交流機會更加減少。三是專題設置不當，有的學校設置了23個專題，不知道在32個學時內如何完成這么多的專題任務。

（二）關于評價體系

不少學校配合教學模式，對于評價方式和手段上也做了不少探索。一般實行平時考核和期末考試相結合，平時成績主要由學生出勤、平時作業(yè)和課堂討論等組成，權重不高，期末考試權重大，采用開卷方式，注重考查學生理論聯系實際分析解決問題的能力。這種模式重點還是在期末考試，還是容易造成學生背教材的局面，不利于達到教學目的。應該加大過程考核的權重和增加考核方式，弱化期末考試的重要性。

篇（2）

史料一般分為三種：實物史料、文字史料和口述史料。隨著社會的進一步發(fā)展，史料的存在方式日益多樣化，利用網頁和視頻也成為收集史料的重要途徑。史料對于史學研究來說具有重要作用，只有收集了大量史料，才不致寫出空洞無物的文章。 

首先，收集史料要做到詳細具體。隨著科學技術的發(fā)展以及人類保存歷史意識的提高，當代資料的收集工作可以通過多種途徑，比如可以通過廣泛閱讀及時積累史料，充分利用當前歷史學的各種網絡資源平臺，不斷豐富歷史知識，及時補充歷史史料。 

其次，收集資料要有發(fā)現意識。對于眼前的史料，有人視而不見或者見而不識，那么蘊含其中的史料價值就無從發(fā)現。只有當史料中的歷史信息、歷史價值被充分發(fā)現，外顯的遺跡才能內化為史料證據。 

最后，史料的收集要具有客觀性。研究者在收集史料時要秉持客觀性原則，廣泛收集資料，不能對不符合自己偏愛的資料不予采納，更不能為了證明自己的觀點去裁剪歷史資料，無視歷史史料的全面性和論文寫作的客觀性。 

二、史料的選擇與運用 

對于歷史論文的寫作而言，史料的選擇與運用具有重要意義。因此，在史料的搜集和選擇上要注重史料的典型性和可信度，并將史料與科學的分析方法和歷史觀點相結合。 

首先，史料的選擇要具有典型性。歷史的遺跡不計其數，面對浩瀚龐雜的歷史史料，要善于有目的、有計劃地對史料進行比較與篩選，選擇最具典型性的史料去說明歷史問題，圍繞問題有的放矢地選取富有典型性的史料，增加歷史研究的真實性和說服力，使過去的歷史呈現時具有完整性與鮮活性。 

其次，史料的選擇要具有可信度。在廣泛收集資料的工作完成之后，辨別史料的真?zhèn)尉统蔀檎撐膶懽鞯囊淮髥栴}。史料的真?zhèn)沃苯記Q定著歷史論文的可信度，所以要選擇可信度高的史料作為論文寫作的材料加以運用。著名歷史學者戴逸曾說：“歷史研究必須以史料的收集、整理、排比、考證為基礎。” 

最后，要注意將史料的運用與作者的歷史觀點相結合。論文的寫作不是歷史史料的簡單堆積，而是史料與觀點結合的成果。對于歷史論文的寫作而言，歷史史料縱然必不可少，但是如果沒有作者歷史觀點的解讀，那么整篇文章的價值就會大打折扣。唯有在深刻分析、研讀史料的基礎上，才能更好地發(fā)現歷史、認識歷史、反省歷史。 

三、史料的解釋 

歷史是一門具有解釋性的學科，歷史論文的寫作同樣離不開解釋。有時歷史解讀還必須借助合理的理論假設，這就決定了歷史解釋不可避免的會帶有主觀色彩。所以，對史料的解釋要做到以下幾點： 

首先，在歷史史料的敘述和解釋過程中，研究者要做到努力排除自己內在的偏好和偏見，在歷史知識的呈現上努力做到全面、客觀，同時也要認識到自身存在的某些條件束縛，不讓其受到自身價值準則的影響，確保盡可能接近地反映歷史事實。 

其次，歷史學家在研究過程中還要確立正確的歷史方向感。史料的收集與運用固然重要，但是歷史研究者也要意識到史料的作用在于提供一個臺階，以達到認識歷史的目的。對歷史的認識不僅在于認識歷史事實，還要在現有史料的基礎上不斷跨越，超越當前社會以及當前歷史所具有的局限性，將眼光投射到將來，因為歷史學家只有在將來才能找到歷史判斷的最后標準。 

最后，要注意將歷史史料與史學理論相結合。日益豐富的歷史史料的發(fā)現需要科學的理論加以指導和分析，從史料本身出發(fā)，推導出新的歷史研究領域，同時，新的歷史史料的發(fā)現也促進了史學理論的創(chuàng)新，在史料分析與運用的過程中拓展出新的歷史問題與歷史領域，可以說歷史史料的擴充與歷史認識的深化是歷史研究中不可分割的兩個方面。二者相輔相成，共同推動了歷史學的發(fā)展。 

總之，史料在歷史論文寫作中占有重要位置。史料的存在增加了還原歷史真實的可能性。但是，想要增加歷史事實的說服力，就必須增強史料的科學性及可信度，將史料的選擇、運用與科學的理論與分析相結合，使史料不斷得到發(fā)掘和充實，也使歷史認識得到不斷深化。 

注釋： 

[1]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M]，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 

[2]戴逸，中國近現代史的研究如何深入[N]，人民日報，1987 

【參考文獻】 

[1]齊世榮.史料五講[M].北京：首都師范大學出版社，2014 

[2]王學典.史學引論[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 

[3]李劍鳴.歷史學家的修養(yǎng)和技藝[M].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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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文化傳播簡述

文化是人類社會特有的現象，是以人的活動方式以及由人的活動所創(chuàng)造的物質產品和精神產品為其內容的系統。①我們被所處文化制約的同時，也在創(chuàng)造著文化。人類文化是種類豐富、多姿多彩的，在當今這個“越變越小”的地球村，不同文化間的摩擦與碰撞變得越來越頻繁，因此跨文化交流顯得格外重要，甚至是每一個人都要面臨的挑戰(zhàn)。

中國作為一個神秘的東方國度，從古至今，吸引著無數的“探秘者”來一探究竟。而且中國需要走向世界，正是這些“探秘者”將中國介紹給了世界，一層層地掀開她神秘的面紗。

2.馬可?波羅及《馬可?波羅游記》

在西方關于中國的游記中，最具有代表性的要數《馬可?波羅游記》（也稱《東方聞見錄》），它第一次較全面地向西方介紹了發(fā)達的中國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將地大物博、文教昌明的中國形象展現在世人面前，馬可?波羅也因此成為中西文化交流的先驅者。

馬可?波羅（Marco Polo）是13世紀來自意大利的世界著名的旅行家和商人，他在中國游歷了17年。他在獄中口述了大量有關中國的故事，其獄友魯斯蒂謙（Rustichello da Pisa）寫下著名的《馬可?波羅行記》記述了他在東方最富有的國家――中國的見聞，并激起了歐洲人對東方的熱烈向往，對以后新航路的開辟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此時的文化交流還處于較低的程度，而明清之際的傳教士則逐步加深了西方對中國的認識。

3.以利瑪竇為例的傳教士

明清之際，以天主教傳教士為媒介，中西文化實現了第一次正式的接觸與交流。在二百年左右的時間里，傳教士們不自覺地充當了歐洲與文化交流的橋梁，而利瑪竇提出的天主教儒學化理論在這次中西文化交流中發(fā)揮了積極的作用。

利瑪竇（Mat teo Ricci，1552）是意大利的耶穌會傳教士，學者，明朝萬歷年間來到中國，揭開了明清之際天主教在華傳播的歷史，同時也揭開了明清之際中西文化交流的序幕。利瑪竇積極向歐洲介紹中國的情況，使歐洲了解中國。他率先將《四書》譯成拉丁文，開創(chuàng)了把中國傳統典籍介紹到西方的先河。盡管他的最終目的是為了傳教，但客觀上也溝通了中西文化的交流，使得傳教活動帶有濃厚的中西文化交流的色彩。

由利瑪竇等傳教士所開創(chuàng)的早期漢學，為此一時期西方社會系統研究中國歷史文化的開端，對西方學術乃至社會思想的發(fā)展，做出了突出的貢獻，同時也促進了中西雙方在更高水平上的交流與對話。②這些傳教士漢語研究的成就主要有：開創(chuàng)了漢外辭典的編纂工作、開拓了中國語法的研究、開啟了中文拉丁拼音化的歷程、豐富了中國近代漢語詞匯。③但更為系統和深入的漢學研究則是現當代一些漢學家所作出的貢獻。

4.漢學家

漢學家，本應譯為中國學家，是指專門從事漢學研究領域的人，一般被稱為漢學家的人都是指不在中國從事研究的非中國人或海外華人。近代最有影響的漢學家有美國的費正清和瑞典的高本漢等。

4.1費正清

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是哈佛大學終身教授，著名歷史學家，美國最負盛名的中國問題觀察家，美國中國近現代史研究領域的泰斗，“頭號中國通”，哈佛東亞研究中心創(chuàng)始人。

美國的中國學研究始于費正清，是因為作為現代中國學的奠基人和開拓者，費正清首先成為由漢學研究向近現代中國研究演變的過渡性學者，他完成了從古典漢學研究向近現代中國研究的過渡，創(chuàng)立了以地區(qū)研究為標志的現代中國學。作為東亞地區(qū)研究的開創(chuàng)者，費正清把對近現代中國的研究作為東亞研究的主體，經他獨著、合著、編輯、合編的作品多達60余部，還有大量的論文及書評，主要著作有《美國與中國》、《在亞洲的下一步》、《近代中國：1898――1937年中文著作書目指南》等，費正清的研究觸及現代中國的各個方面。在其有限的專業(yè)領域內，涉獵了中國現代歷史上幾乎所有的重要歷史人物。費正清的區(qū)域研究在眾多中國學者中獨樹一幟，費正清學術生涯的最大成就，就是創(chuàng)立當代中國學。這種“中國學”，就是有別于偏重語言學、文化學、傳統漢學的中國學。它和歐洲傳統漢學的最大區(qū)別在于，特別強調運用多種檔案、多種語言、多種社會科學方法研究中國，從而導致一種被稱之為“新漢學”的中國學的形成。

4.2高本漢

高本漢（Klas Bernhard Johannes Karlgren，1889―1978），瑞典人，歌德堡大學教授、校長，遠東考古博物館館長。高本漢是瑞典最有影響的漢學家，瑞典漢學作為一門專門學科的建立，他起了決定性的作用。高本漢在中國歷代學者研究成果的基礎上，運用歐洲比較語言學的方法，探討古今漢語語音和漢字的演變，創(chuàng)見頗多。

作為世界語言學的巨擘，高本漢認為沒有一種學術領域比漢學更廣的，他對中國古代的語言文字學更是情有獨鐘。為此，高本漢把中國古代語言文字研究看作漢學的最重要的組成部分之一。他的代表作主要有：《中國音韻學研究》，該書影響極大，標志著中國現代音韻學史的開端。他以《切韻》為樞紐，上推先秦古音，下聯現代漢語的方言，對漢語語音史進行了全面的研究，并對漢語的中古音系和上古音系進行了語音學的描寫，為每一個音類構擬了具體的音值。這為漢語音韻和語音史的研究開辟了一條新的研究途徑，中國學者一般都接受了高本漢的總原則，只是在細節(jié)問題上進行了訂正。

高本漢學術研究最重大的貢獻是對古漢語語音系統的構擬，中國語言學界對于古代語音原來只能借反切方法照韻圖加以考證，高本漢則用一套注音字母對古音做描寫，與反切系統的韻部相互檢驗，又以現代漢語和日本、朝鮮、越南等國語言中的古漢語譯借音進行對照比較。

5.總結

一個民族只有通過與其他民族的交流學習中，才能永葆青春，不斷地進步。

西方對中國的認識勢必會更加深入，我們也應該在清楚認識本國文化的基礎上，加深對西方文化的認識，這樣才能更好地促進交流，使自己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作者單位：陜西師范大學）

參考文獻：

① 于語和、庾良辰《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論》第一頁.[M].山西教育出版社.1996（4）

② 張宗鑫.明后期中西文化的碰撞與融合――以利瑪竇為中心的考察.山東大學.2012（4）

③ 張西平.《傳教士漢學研究》大象出版社，2004（7）

參考文獻：

[1] 馬可波羅及《游記》在中國早期的傳播.學術月刊.鄔國義.[A].2012（8）

[2] 從利瑪竇的天主教儒學化理論看中西文化交流.學術月刊.吳強華.[A].2003（5）

[3] 《漢學研究》.學苑出版社.閻純德.[J].200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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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是件快樂的事。但由于歷史知識創(chuàng)新余地不大，并受傳統教學理念和方法的影響，不少歷史教師未能從應試教育向素質教育轉變，嚴重影響了歷史教學效果。為了推進素質教育，必須加大歷史教學的改革力度。

一、更新教學理念，提高歷史教師素質

理念是行動的先導和靈魂，一切先進的教學改革都必須有與之相適應的新教學理念。素質教育提倡：教師和學生是課程的有機構成，是課程的創(chuàng)造者和主體，共同參與課程開發(fā)的過程。

據此要求教師在教學理念上進行轉變：把傳授知識為主要任務，轉變到以發(fā)展學生智能為主要任務；把以教師或教材作為教學的中心，轉變到學生占主體地位；把注重學習的結果，轉變到注重學習的過程；把側重學習的內容，轉變到側重學習的方法；把強調教師傳授知識的方法，轉變到強調教與學方法的結合，尤其強調學生學習的方法；把注重學生識記知識的活動，轉變到注重學生創(chuàng)造性的運用知識的活動；從封閉式的教學轉變到開放式教學形式。這對教學而言，意味著人人參與，平等對話以及合作，不僅是一種認識活動的過程，更是一種人與人之間平等的精神交流。對學生而言，意味著主體性的凸顯、人性的表現、創(chuàng)造性的解放。對教師而言，意味著上課不僅是傳授知識，更是一起分享理解，促進學習；上課不是單向的付出，而是專業(yè)成長和自我實現的過程。

二、優(yōu)化教學內容，提高歷史教學質量

教學改革的發(fā)展，離不開教學實踐的改進。教學內容是教學實踐中最為重要的一個方面。要達到教學實踐的最優(yōu)化，必須對教學內容做精細的安排。

按課本上課，已成為教師教學的慣例，很少教師會考慮教材知識的組織形式是否便于學生對知識的吸收、理解和運用，課本知識如何區(qū)分主次，是不是所有知識都是學生必須掌握的核心知識等問題。教學實踐表明，教學內容質量的高低，明顯影響學習的效率與學習的質量。教給學生孤立、零散的知識與教給學生系統化、結構化的知識；教給學生一般知識與教給學生學科的核心知識；單純教給學生感性知識與同時教給學生理性知識，教學效果是大不相同的。因此，優(yōu)化教學內容并對其進行合理的刪減與質的改造，已成為提高課堂教學效率的迫切要求。

優(yōu)化教學內容，先要宏觀把握教材。即：教師備課時，須通讀教材并把每節(jié)課都放在整個歷史長河中，把握歷史階段特征。如：講述中國近現代史時要宏觀把握三條線索：中國人民的屈辱史、抗爭史和探索史。那么以后講任何一節(jié)時都可放入一條線索中去，使學生能更清楚地把握歷史。二是微觀拓寬教材。歷史教科書曾被一些史界同仁形象地稱為“壓縮餅干”。因此，在使用教材時，要對一些內容進行必要的充實，使之生動形象更易理解。如針對教材經常挑選報刊、雜志上一些與現實有關的歷史論文、或與歷史有關的時事評論輔導學生學習。三是深化標題間內在聯系。一節(jié)課一般涉及幾個問題，那么教師在講課時不但要突出重點、難點，還要注意深化各個標題之間的內在聯系。只有這樣才能揭示歷史發(fā)展線索，真正掌握歷史知識。

三、采用多種教學方法與手段，提高歷史教學效果

教師在教學理念上的創(chuàng)新只有通過實實在在的教學才能表現出來。而如何做好教學工作，使歷史教學達到教授學生知識和培養(yǎng)學生能力的目標，教學方法與手段的創(chuàng)新是關鍵也是根本。

歷史是社會科學的整合，很多內容沒有靈活多樣教學方法的配合，很難有理想的效果。所以，據不同的內容，教師可以采用不同的教學方法。有以教師教授為主的講授法、談話法；在教師教的基礎上， 以學生學習活動為主的指導法、實驗法；以師生雙方交互作用為主的討論法；以及教師自創(chuàng)的模擬法、角色扮演等方法。教師在教學過程中所運用的教學方法，是符合教學內容的要求，適應學生的年齡階段，能發(fā)揮教師專長的。因此，在不篡改史實，不歪曲史實的教學中，運用各種方法要注重相互結合，取長補短，綜合地發(fā)揮作用。

教學手段上，把現代信息技術尤其是多媒體技術引進歷史教學已成為必然趨勢。多媒體技術應用于歷史教學，可以集文字、聲音、圖像、影像等信息功能于一體，與傳統的直觀教具相比，具有更為直觀、逼真，反映的內容更豐富，能夠充分調動各種感官等優(yōu)點。尤其能為學生營造一定的歷史情景，再現歷史場面，讓學生身臨其境，親身感受歷史時代的氛圍。從而激發(fā)學生的學習動機，改善課堂氣氛，提高教學效率?？扇魏谓虒W方法與手段的運用，目的都在調動學生積極性，只有全體學生都參與到教學中，所采用的方法與手段才是有效的。

當前，我國的教育教學改革正如火如荼地推進，素質教育被越來越多的教學工作者和學生所接受。作為歷史學科教師要挑起時代賦予的重任，轉變觀念，更新方法，把改革落到實處，將培養(yǎng)提高學生素質能力貫穿于整個歷史教學的始終，培養(yǎng)出社會所需人才。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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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武帝是中國歷史上有名的君主，他開創(chuàng)漢代民富國強的盛世局面。史書和文學作品中多有記載，其中在文學作品中有許多以漢武帝求仙為題材的小說，這類小說雖具有明顯的宣揚道教色彩，但對研究宗教與文學的關系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

1 關于漢武帝與道教的小說繼研究

以西漢武帝劉徹求仙為題材的小說主要集中在《漢武帝內傳》、《海內十洲記》、《漢武帝別國洞冥記》、《漢武故事》四部著作當中。此類小說以漢武帝求仙為依托，核心是宣揚道教主張及思想立場。其中以《漢武帝內傳》最著名。

許多學者對此類題材的小說進行了深入研究，碩果累累：代表性專著有王國良《漢武洞冥記研究》[1]。另外日本學者小南一郎的《中國的神話傳說與古小說》[2]、李豐楙的《憂與游：六朝隋唐仙道文學》[3]、趙益的《六朝南方神仙道教與文學》[4]、楊建波的《道教文學史論稿》[5]、詹石窗的《道教文學史》[6]、李劍國《唐前志怪小說史》[7]都有專章專節(jié)介紹，從文學、宗教學、民俗學等方面對漢武帝求仙系列小說進行闡釋；研究的論文也層出不窮，有王青的《〈漢武帝內傳〉與六朝道經的關系》[8]、《道教傳經儀式與〈漢武帝內傳〉》[9]，劉湘蘭的《論“漢武故事”修辭性敘事的宗教意義》[10]黃景春《漢武帝：從歷史人物到小說形象》[11]黃勇的《方士小說向道士小說的嬗變——以小說中的漢武帝形象的演變?yōu)槔穂12]等，從敘事特點，想象演變的角度對《漢武帝內傳》進行研究。

2 《漢武故事》、《漢武帝內傳》等的作者及成書年代研究

《漢武帝別國洞冥記》一書，《四庫全書總目》列入小說家異聞之屬，云舊題后漢郭憲撰，今人多持此觀點?！逗仁抻洝放f題漢東方朔撰，亦無異議。值得注意的是，關于《漢武故事》、《漢武帝內傳》的作者及成書年代研究學界持不同看法。

關于《漢武故事》的編纂年代問題說法有多種，主要有：李劍國的西漢末年說；東漢班固說；游國恩認為其成書最晚在建安、正始年間；孫詒讓、余嘉錫、徐公持等人的葛洪編纂說；唐張柬之的南朝王儉說。黃景春整理并分析了《漢武故事》的作者及編纂年代，認為 “該書為宮廷傳聞雜錄性質，最初當完成于西漢武帝到成帝之間，經過漢魏文人的編纂而加入了西王母降臨漢宮、東方朔成仙的情節(jié)。此書非一人一時所撰，從四庫本和魯迅鉤稽本觀之，其敘事蕪雜，文字簡單，不涉佛語，略無玄味，西漢文獻原貌保留甚多，最后的編纂期限不應晚于曹魏?！盵13]

關于《漢武帝內傳》的產生年代及作者主要有：東漢班固說；漢光祿大夫郭憲撰；胡應麟及四庫管臣認為作者系六朝文士[14]；唐張柬之的葛洪說，今詹石窗、孫詒讓、余嘉錫、徐公持等人亦持此觀點；臺灣李豐楙認為是東晉后期上清派道士王靈所作；日本學者小南一郎認為作者是上清派道士所作；北宋晁伯宇、南宋張淏都認為是唐代道士所作[15]；李劍國以為當產生于東漢末年。王青在對《漢武帝內傳》作者提出質疑，并指出“《漢武帝內傳》并非作于一時一地，而是屢有增飾。其原始作者當是周義山之門徒，但此書后來在樓觀道內傳播，并經過他們的增飾?！?[16]此觀點較為可信。

3 《漢武帝內傳》的其他研究。

在漢武帝與道教小說研究中，對《漢武帝內傳》研究層出不窮，除研究作者與年代問題外，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3.1 《漢武帝內傳》與上清派之關系。

詹石窗先生在《道教文學史﹒〈漢武帝內傳〉》一節(jié)中，從“守一、存想”方面來論證《漢武帝內傳》與上清派的瓜葛，并指出《漢武帝內傳》所寫西王母、上元夫人及諸侍女在上清派所信奉的神靈中可找到相應的位置。[17]日本學者小南一郎經過極為詳盡細密的分析，令人信服地指出了《漢武帝內傳》與上清道士之間的密切聯系。李豐楙先生進一步從王靈期的才學志向、師承淵源、造構經目及流傳情形四個方面來論證《漢武帝內傳》乃是王靈期造夠上清經時的產物。[18]王青教授則否定了《漢武帝內傳》作者是上清道士，他分析了《五岳真形圖》、靈飛六甲十二事等所提到的道書經籍與《紫陽真人內傳》所記錄的道經數目相近，從而斷定《內傳》作者是利用周義山所傳經籍加工而成。

3.2 《漢武帝內傳》與七七傳承

日本學者小南一郎從《漢武帝內傳》的文本結構出發(fā)，認為文本由兩種文體構成，“第一種文體用來記述這個傳說事件的經過等框架；與之相對應，利用第二種文體，仿佛話劇那樣構成了作為傳說核心的七月七日夜神們和武帝相會的故事。”楊建波教授在小南一郎說法的基礎上又提出了“七七傳承”的問題，認為“七”這個數字具有濃厚的神仙意蘊，特別是與西王母有不解之緣。

3.3 漢武帝及西王母的形象分析

在關于漢武帝的形象塑造上，為了達到宣教目的，該書將漢武帝塑造得十分謙卑，但是漢武帝并非仙才，而是一位庸主。漢武帝既有虔誠的神仙信仰又不能聽從仙訓，所以導致了他最終不能得道成仙的后果。對西王母的形象刻畫上，王青教授在《〈漢武帝內傳〉研究》[18]一文中指出“《漢武帝內傳》很明顯是在《博物志》與《漢武故事》等記載的漢武會西王母故事的框架上加工完成的”。在描寫西王母形象、侍女名稱、侍女服飾、傳授經籍、詩歌互答五個方面更加具體化。在《漢武帝內傳》中，西王母的形象一改以前亦人亦獸亦神的形象，變成了絕色佳人，成為傳授成仙秘術的使者。劉湘蘭教授在《論“漢武故事”修辭性敘事的宗教意義》[19]從敘事角度解讀《漢武帝內傳》的宗教意義，指出漢武帝是作為一個符號，一個象征出現的，象征著世俗權力，提出了《漢武帝內傳》是借帝王身份來強調神仙道教至高無上的地位。而西王母由神話之神轉變?yōu)樽诮讨瘢瑯酥局晕魍跄笧楹诵牡纳裣审w系的形成。其最終目標在于宣揚道教的意識形態(tài)，提升其社會地位。

3.4 《漢武帝內傳》與道教傳經儀式

在《道教傳經儀式與〈漢武帝內傳〉》一文中[20]，王青教授列舉出傳授道經儀式的四個步驟，即1、齋戒、擇日與立壇。2、密祝、發(fā)爐、存思。3、說戒、受經、盟誓。4、復爐、出道場。這四個步驟與文本進行對比，得出了《漢武帝內傳》與傳經儀式之間具有同源性，即《漢武帝內傳》所敘述的求仙過程的每一部分都和相應的傳經儀式的某一階段相關。在漢武帝與道教小說研究中是一大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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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中圖分類號〕K20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 1000-7326（2007）08-0089-05

在多年的環(huán)境史研究和教學實踐中，無論是自己的思考，還是同學們的詢問，都涉及環(huán)境史研究的意義問題。關于這一問題，筆者有些心得體會，并通過多種方式，與學生們做過或深或淺的交流。這里，將近年來的一些想法以及研究工作中的一些思考總結出來，以饗讀者。

關于環(huán)境史研究的意義，當然可以從多種角度去思考和表述，對于不同的受眾來說尤其應該如此。對于從事環(huán)境史學習和研究的歷史學專業(yè)的同學來說，筆者重點強調的是，從推動歷史學發(fā)展的角度來理解環(huán)境史研究的意義。具體而言，是從歷史研究對象、歷史認識以及研究方法等方面加以把握。

一

我們知道，史學界已有人認識到，環(huán)境史的一個突出的貢獻，是使史學家的注意力轉移到時下關注的引起全球變化的環(huán)境問題上來，這些問題包括：全球變暖，氣候類型的變動，大氣污染及對臭氧層的破壞，森林與礦物燃料等自然資源的損耗，核輻射的危險，世界范圍的森林濫伐，物種滅絕及其他的對生物多樣性的威脅，外來物種向遠離其起源地的生態(tài)系統的入侵，垃圾處理及其他城市環(huán)境問題，河流與海洋的污染，荒野的消失及宜人場所的喪失，武裝沖突所造成的環(huán)境影響，等等。[1] （P2） 上述認識，顯然是從歷史研究對象的角度對環(huán)境史研究意義的一種闡發(fā)。簡言之，環(huán)境史研究大大拓寬了史學的范圍，其中一個方面，如上所示，即史學家已經將長期以來受到忽視的環(huán)境問題或環(huán)境災害納入史學的范疇，加強了這方面的研究。這也是對人類歷史內容之認識的一個很有意義的突破。關于這個方面，筆者曾結合洛維特的《世界歷史與救贖歷史：歷史哲學的神學前提》中的一個觀點，[2] 談過自己的感受和想法。

洛維特在書的“緒論”中說到：“無論是異教，還是基督教，都不相信那種現代幻想，即歷史是一種不斷進步的發(fā)展，這種發(fā)展以逐步解除的方式解決惡和苦難的問題?！盵2] （P7） 針對洛維特的這一說法，筆者不敢肯定異教或基督教是不是“都不相信那種現代幻想”，但筆者認同，世界歷史進程的確催生了這樣一種現代思維現象，即歷史在進步，時代在發(fā)展；其中一個衡量標尺，是“我們這一代”比上一代活得更好，而活得更好的體現，則可能是物質的占有量更多，精神的自由度更大。并且，如果將這種“歷史不斷進步的發(fā)展”認識，全然說成是一種“現代幻想”，肯定會惹來眾多的非議，因為對很多人來說，他們無需用什么深奧的道理，只要列舉憑經驗就能感知并觸摸的諸多事例，就可以指證洛維特的“現代幻想說”的虛妄。

然而，愚見以為，洛維特的上述說法是有著深刻的道理的，因為，時下的環(huán)境史研究幾乎可以證明的，不是“現代幻想說”的虛妄，而是“那種現代幻想”的虛妄。換言之，環(huán)境史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已表明,“歷史是一種不斷進步的發(fā)展，這種發(fā)展以逐步解除的方式解決惡和苦難的問題”確乎是一種現代幻想，因為它可以通過并已通過一個個實證研究，無情地向人們揭示，人類在維系自身存在的同時，很可能打破了神圣的自然秩序，或者說切斷了偉大的“存在之鏈”（The Chain of Being）。這樣，不管他如何抗爭，到頭來未必能逃脫“弒父娶母”的悲慘命運。所以，我們很不情愿地看到，在人類文明史，尤其是近代以來以“現代化”為發(fā)展方向的歷史進程中，有多少生命、多少存在成為了現代化進程的祭品?？梢哉f，人類在“以逐步解除的方式解決惡和苦難的問題”的同時，也在“自毀長城”――制造了更多、更深的苦難與惡；其中最為深重的，可能莫過于人類自己制造的核彈有可能將人類文明及其賴以支撐的大地炸得粉碎。如今,“生存還是毀滅”，的確成了問題。并且，今天人類的生死之憂，并非只是像哈姆雷特那樣對“人”的生生死死這一個體問題的憂慮，而是對生養(yǎng)人類的大地母親及其養(yǎng)育的無數生命之存亡的整體問題的思索。因為，如果不諱疾忌醫(yī)的話，我們就應該坦承，人類文明的發(fā)展其實包含著重重悖論。在一定意義上，人類為生存所需，可能有意無意地破壞了“存在之鏈”。創(chuàng)造即毀滅。人類為改善衣食住行所創(chuàng)造的哪一項物質成就，不是以其他存在的被消耗或死亡為代價的？譬如水泥路面的建造。人們在發(fā)明堅固耐久的材料，用它來構筑平整光潔的路面時，也阻塞了地下水源的涵養(yǎng)，干涸了地上、地下生物的生命之泉；更何況，這樣的材料可能還是以挖空、炸碎山體而取得的。

的確，環(huán)境史家所研究的各類環(huán)境問題，是一個事關包括人類自身的整個地球的“生死之憂”的大問題。由此，筆者認為，即使環(huán)境史研究停留在這一層面，也足以體現它存在的價值，因為它已驚醒一度沉睡在“發(fā)展”、“進步”之春秋大夢中的人類。在人們當下所制定的應對環(huán)境問題的各種措施中，不能說沒有環(huán)境史學家所貢獻的智慧。關于這一點，美國環(huán)境史學家沃斯特在《我們?yōu)槭裁葱枰h(huán)境史》一文中作了精辟入理的分析，[3] 其看法頗具代表性。

當然，環(huán)境史研究肯定不能也不應停留在為人類文明大唱挽歌的層面，畢竟，人類所擁有的理性“又是一個最坦誠的監(jiān)督者，會對人類生存的偏頗行為發(fā)出調整的信號”。[4] （P431） 其實，理性在“對人類生存的偏頗行為發(fā)出調整的信號”時，也不能不受“自然感性”的感召，所以，我們斷不能將它們兩者割裂開來。實際上，人類也正是在其理性和自然感性的共同催促下，一次又一次地發(fā)出要求人類自身調整的強烈信號的。梭羅、繆爾、利奧波德、卡遜……無數先賢往圣的言與行，正是他們在面對人類偏頗行為時所發(fā)出的這樣的信號。我們既然有志于環(huán)境史研究，就不僅要學會傾聽和接收這樣的信號，而且還要以我們自己的方式來宣揚這類榜樣的力量。

從這個方面來說，納什在《大自然的權利――環(huán)境倫理學史》一書中，[5] 已經為我們勾勒了如何把握這種“信號”的清晰線索。筆者近幾年在這一領域也有所探尋，并擬定了系統研究的計劃。目前，已從政府立法和民間環(huán)保兩大層面著手，指導研究生共同研究。在政府立法方面，已指導同學研究過英國1876年的《河流防污法》和1906年針對空氣污染的《堿業(yè)法》（制堿業(yè)在19世紀中葉以來一直被英國人視為污染空氣的大戶）。[6] 在民間環(huán)保方面，我們目前關注的主要是發(fā)達國家的相關內容。譬如：關于美國，有同學研究了以繆爾為首的自然保護主義者和以平肖為代表的資源保護主義者之間的交鋒。[7] 關于英國，有同學研究了“國民托管組織”（The National Trust for Places of Historic Interest or Natural Beauty）的環(huán)境保護行動，[8] 有同學梳理了“皇家鳥類保護協會”（The Royal Society for Protection of Birds）興起和發(fā)展的歷史，并分析了其活動的意義和影響，[9] 還有同學正在研究和總結“皇家防止虐待動物協會”（The Royal Society for the Prevention of Cruelty to Animals）的歷史和成就。關于日本，有一位同學從環(huán)境社會史的角度研究日本新水俁病問題，探討水俁病患者與同情他們的人士的維權行為。為此，他去日本留學一年，除了收集文字資料，還作了必要的調研工作，從而將一個普通的日本匠人――旗野秀人在35年里積極支持水俁病患者并倡導地域再生的言行呈現出來。他在畢業(yè)論文中，花了一節(jié)的篇幅記錄了他對旗野秀人的采訪。從中可以看出，在一些日本人眼中的這位“怪人”在幫助那些面對死亡和痛苦的患者時，以他自己的人性之美，呼喚著人們對人與自然之愛的追求。[10]

2006年，我們編寫了《和平之景――人類社會環(huán)境問題與環(huán)境保護》一書，[11] 該書分三大部分，主要梳理了20世紀人類社會存在的環(huán)境問題和環(huán)境災害，人們面對環(huán)境問題所作的反思，以及各方面力量針對環(huán)境問題所采取的行動。這項工作的開展，從兩個方面增進了我們的認識。一方面，我們從學科層面認識到了環(huán)境史可以拓展和深化的歷史內容，以及未來研究的發(fā)展方向。我們認為，環(huán)境史在開辟新的研究領域，譬如物質環(huán)境史的同時，還可以與政治史、社會史、思想史、軍事史等相結合，從而發(fā)展出環(huán)境政治史、環(huán)境社會史、環(huán)境思想史、軍事環(huán)境史等眾多的次分支領域。并且，我們已對其中某些領域及相關的問題進行了初步的探討。[12] 另一方面，我們在思想層面領悟到環(huán)境史研究可以揭示出人類所具有的深刻的悲劇精神。自近代以來這種悲劇精神的某種體現，在于哈姆雷特式的形而上沉思始終在與克勞狄斯式的冷靜計算相較量。雖然后者可能一時占上風，甚至仍在變本加厲，但是，我們同樣可以看到，在人類文明史中，對真實的、有機的“家園”之愛和冥想，一直不曾中斷；對自然之內在價值的倡導似乎越來越成為這個時代的強音。①

以上是從歷史研究對象的層面來談環(huán)境史研究的意義的。對此，我們還可以補充說，就歷史研究領域和主題的擴大，以及重新探討與解釋眾多的歷史事件和歷史現象而言，譬如，重新探討19世紀英國的霍亂，[13] 重新解釋近代歐洲國家的殖民活動[14] 等，環(huán)境史無疑具有重大的推動作用。

二

那么，從歷史認識論層面，我們又如何把握環(huán)境史研究的意義呢？對于這一問題，筆者在《世界近現代史基本理論和專題》研究生課程教學中，講過“環(huán)境史：作為一種反思的史學理論”這一專題。在此筆者想同大家一同思考這樣的問題，當史學工作者受到當代環(huán)境問題和環(huán)境保護運動的影響，而著手研究環(huán)境史時，他們看待歷史的視角有什么變化？他們對史學作出了什么樣的新的思考？為此，筆者從認識對象、認識主體和認識中介三個方面進行了分析，并且突出強調，當我們說環(huán)境史學工作者從人與自然互動的角度來認識歷史運動，意識到人與環(huán)境的關系自古以來在每一個時期都具有塑造歷史的作用時，我們還要進一步追問并深入研究，環(huán)境史到底應如何認識人、認識自然、認識人與自然的關系？

關于環(huán)境史對人的存在的認識及其意義，筆者曾做過專門的分析。[15] 目前筆者正在思考和研究的是環(huán)境史對自然、對人與自然之關系的認識和書寫問題。對前一個問題，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的高國榮先生在其博士論文《20世紀90年代以前美國環(huán)境史研究》中有一章專門談及，而且談得比較透徹。筆者認為，環(huán)境史研究者在思考這個問題時，除了要充分揭示各時期各文明（包括各學科）中的人們關于自然的“實然”認識外，還應該進一步挖掘他們針對人類自己、約束人類自己而賦予自然的“應然”蘊涵。在這方面，生態(tài)哲學、環(huán)境倫理學無疑是我們從中汲取思想養(yǎng)分的寶庫。其中，尊重自然、敬畏生命、大地倫理學、深生態(tài)學、自然價值論、動物解放論、動物權利論等學說或主張，對于我們如何認識和定位環(huán)境史的自然觀，可能會很有啟發(fā)。在筆者看來，生態(tài)價值或自然價值本身，不是一個有待證明的問題，而是一種信仰，既然是信仰，信以為真即可。誰都能感覺到，人類能存活到今天，全仰賴著大自然的恩澤；迄今，人類也只能從大地母親那里獲得滋養(yǎng)的乳汁，這是個不爭的事實。但饒有興味的是，自然之先在的權利和價值作為不爭的事實為何在今天非得經過論證還要大力倡導不可呢？這倒是值得研究的問題，而納什在其著作中已為我們勾勒了這一研究的線索。

關于人與自然的關系，筆者在教學中從物質、能量和信息之交換的角度進行了論述，現在看來，我們的認識停留在這一步是很不夠的。固然，環(huán)境史研究作為多學科交叉的產物，必然要借鑒其他學科尤其是自然科學所提供的數據資料，① 乃至范疇和思想，但是它肯定不應滿足于對有關事實的陳述和對外在關系的認識。我們不要將環(huán)境史局限于專門之學，而要首先將其主張的人與自然互動的核心理念視為一種通識觀念，以重新考察人類的歷史運動，從而如上文所述，對許多歷史現象作出新的解釋。其次，還要將環(huán)境史的人與自然互動理念內化為一種情感。這樣，在涉及人與自然之關系問題時，雖然我們已看到，古人早有“天人交相勝”的論述，其中既有交相利的一面，也有交相害的一面，但是我們仍然主張，人與自然之間存在內在的生命關聯，人應該踐行對自然的無條件之愛，而這種愛是不需要論證和計算的。為此，也需要我們通過研究將歷史上本來存在的這類愛與美的言行揭示出來，使其中的思想智慧融入今天的生態(tài)文明建設之中。

三

還有，從歷史方法論的角度，我們也可以認識和分析環(huán)境史研究的意義。對此，筆者從治史原則、敘述模式與具體方法等方面，談過環(huán)境史應有的特色及其推動史學發(fā)展的重大意義。譬如，關于環(huán)境史的治史原則，筆者的看法是“上下左右”，這是從環(huán)境史的研究對象出發(fā)，并結合傳統史學和新史學的原則而生發(fā)出來的。具體而言,“上下左右”是對環(huán)境史的研究對象，即人與自然的關系史的形象概括。其中,“上下”主要有兩層含義，一是社會中的上層、下層，一是自然中的天上、地下；“左右”主要指人周圍的動、植物和其他環(huán)境要素。而對上下左右的有機聯系及其歷史變遷的認識和研究，因將社會的歷史和自然的歷史勾連起來，從而與傳統史學和新史學相比，可能會更全面、更準確地反映或揭示歷史的存在。這樣，環(huán)境史凸現的“上下左右”的原則，即是對傳統史學的英雄史觀和新史學的“自下而上”原則的繼承和發(fā)展。在這里,“繼承”可以從人及其社會的角度來認識,“發(fā)展”可以從自然的角度來理解。關于環(huán)境史的敘述模式，筆者的表述是“天地人生”，這是對環(huán)境史敘述的立體抽象。其含義是，環(huán)境史的敘述，包含了天、地、人、生物等各種要素，人們通過講述這些要素之間因相互影響、分合交錯而演繹的各種故事，構建了一種立體網絡狀的歷史畫面。② 至于環(huán)境史研究的具體方法，尤其是跨學科研究，已有不少學者作了論述，③ 這里不再贅述。

綜上所述，關于環(huán)境史研究的意義問題，我們可以從諸多方面加以把握。對于筆者個人來說，從事環(huán)境史研究也是自己擺脫環(huán)境無意識、增強環(huán)境意識的環(huán)境啟蒙過程。這確實是實情，因為在這之前，筆者從沒考慮過自然的意義這類帶有哲思的問題，即使對自然有些認識，那也只是人人在與自然打交道時都必然會有的那種樸素的直觀的想法?，F在，筆者這方面的認識多少有些升華，對自然的愛、對弱者的關懷已內化為自己的心性氣質，而且在日常生活中也能夠較好地遵循深生態(tài)學的理念，儉樸、節(jié)制已成為一種自覺意識。這樣，筆者從事環(huán)境史研究也就能做到更自覺、更積極；不盲從、不懈怠。

如果筆者不研究環(huán)境史，就產生不了上述各方面的認識；換個角度說，筆者以前所學習和研究的歷史，并沒有教給筆者上述那些可能更為這個時代所需要的史學智慧。此外，對于環(huán)境史研究的社會功用或現實意義，筆者曾用三句話來概括，這就是：環(huán)境史研究是認識環(huán)境問題的一條路徑，是解構有關環(huán)境問題之不當論調的一種方法，是增強環(huán)境意識的一個措施。而且，為了將這種認識運用到對現實環(huán)境問題的理解之中，筆者還于今年4月申報了北京市哲學社會科學規(guī)劃“百人工程”項目，倚重“北京地球村環(huán)境文化中心”的兩位朋友，計劃對北京市危險生活垃圾的現狀展開調查，并從廢物流的角度加以分析。我們期望，通過關鍵問題和關鍵角度，從一個方面切實深入地把握北京市城市生活垃圾分類回收和處理的狀況及存在的問題，以便對危險生活垃圾的收集、處置和管理提出具體的建議，并為北京市城市生活垃圾的管理，特別是分類回收體系的建設提供決策依據。這一調查計劃已得到有關部門的批準，并已按計劃進行。可以說，這項調查工作的開展，正是環(huán)境問題研究者和環(huán)境教育宣傳者接觸現實、了解現實問題的一種方式，也是環(huán)境史研究的現實意義的一種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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